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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如何突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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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54人阅读2017年10月12日 12:34:04

中国如何突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 

(1)

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,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日本,80年代初的英国,90年代初的韩国。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,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,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%、日本水平的26%、韩国水平的35%、英国水平的17%。

(2)

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,如何才能突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(2006)》提出,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,劳动力成本上升,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,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,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,而在技术创新方面,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比肩,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,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笔者认为,中国的政策性红利未充分释放,只要能真心实意雷厉风行地改革,把一切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桎梏推翻,就一定会激发出巨大的变革能量,驱动中国经济继续腾飞。劳动力成本上升可通过减税来对冲,创新能力需要对整个教育体制进行改革,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。其次是坚持市场化方向,不能搞伪市场化,不能向计划经济倒退,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,减少行政干预,放松政府管制。只要这二条做到位,不用担心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
(3)

改革已经喊了不知多少年,但无关痛痒,很不彻底,一切照旧,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,与80年代的那块轰轰烈烈的改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现在国外根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,是因为中国确实不是完全市场经济,计划经济的思维依然是根深蒂固,往往是政府在配置资源中起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。如楼市调控,限购、限价、限售和实行政府定价,这完全是计划经济手段,与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原则及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是背道而驰的。权力这个东西好像不用会浪费了似的,所以,政府闲不住的手就会伸得很长,无远弗届,什么都要干预,什么都要管,这样,权力才存在感,这样才能显示它的伟大与强势。

所谓市场化,就是顺其自然,让大众自由选择,如人的天性是往大城市迁移,你就不能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。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当然会导致一些城市病,但城市病并非完全是由城市人口聚集所造成的,而是由不当的城市管理造成的。管理得当,3000万人口的城市也没什么城市病;管理不当,300万的人口也会有严重的城市病。当局提出“新型城镇化”概念,实现所谓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,实现人的城市化。难道人往大城市聚集就不是人的城市化了?把人往小城镇赶,是资源的分散而不是聚集,从而降低城市化效率。这属于一厢情愿,是逆城市化,违背人口迁移规律。人口迁移规律是从小城镇往大城市,而不是相反。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人口的流向,政府不要去干预。

(4)

 

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说过,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,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,一是中国的城市化。

城市化率是以城镇常住人口进行统计的。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。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,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。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。但国外没有户籍制度,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只有40%多点。

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.35%,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、1930年的美国、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。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,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。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,当城市化率达到70%-75%左右时,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。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5年左右时间。

(5)

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

一种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,包括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。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。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,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,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。如1990年,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.3%,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.7%,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.7%。

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,包括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等国家。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,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,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。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.7%,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.0%,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.2%。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化率往往略低。

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,包括巴西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墨西哥等国。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,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,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,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。如1995年美国、加拿大、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.26%、77.68%、77.61%,极为相近,但人均GDP分别是2.9万国际元、2.3万国际元、0.8万国际元,相差甚远。

 (6)

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。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,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,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,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“旧大陆国家”,而非美国等“新大陆国家”。

当前生产要素改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,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,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,而这两项改革实际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,即人的城市化。

2016年10月公布的《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》,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“三权”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,来实现获取收益、进城落户,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。即农民以土地承包权换取小城镇户口,拥有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资源。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过升学、参军、就业、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。基本上是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,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。

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两项基础性制度,即户籍制度及土地制度,最好的改革路径是取消户籍制度(包括放开大城市户口)和土地私有化,但这两项恰恰是最难实现的,无异是与虎谋皮。

(7)

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,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,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。农村土地流转没有改变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的产权属性,土地流转相当于是二房东模式。

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未富先老。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.8%,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、80年代的日本、70年代意大利,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。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、低储蓄、低增长为特征,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。从长期看,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,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。其次,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: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,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。


 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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